那个暴力的雨夜像一场高烧，烧尽了他们之间所有激烈的情绪，只留下一片虚弱的、满是灰烬的废墟。

之后的一个星期，他们活在一种诡异的默契里，谁也没有再去找谁。李怀今每天在身体隐秘的酸痛和混乱的心绪中煎熬。他不敢去回想那个夜晚的细节，那些混杂着痛苦、屈辱和悲伤的纠缠像锋利的玻璃碎片，每一次触碰都会带来新的伤口。而陈东，则彻底从他的世界里消失了。李怀今知道，陈东内心的风暴一定比自己经历的更为猛烈。愧疚和自我憎恶，是比任何外在伤害都更残酷的刑罚。

就在这种死寂的沉默中，事情忽然迎来了转机，一个算不上光彩的转机。

陈东的父亲被放了出来。

理由是“证据不足”。那个唯一的目击证人，在公安局的几次问询下，说辞前后矛盾、漏洞百出，最终翻了供，说自己当晚喝多了，看花了眼。而保卫科和公安局查了近一个月，既没有找到那批失窃的钢材，也没有发现任何销赃的渠道。这桩悬案，最终成了无头公案。

陈父虽然洗脱了罪名，但“嫌疑”这顶无形的帽子，却永远地扣在了他的头上。他走在院子里，人们的目光比以往更加复杂，里面混杂着同情、猜忌和一丝“果然没本事才会被放出来”的鄙夷。清白，并没有为这个家庭带来解脱，反而让他们陷入了更深的社交泥潭。

在这个厂里，已经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了。

李怀今是在月考后的一个下午收到了陈东的消息。不是陈东亲自来的，是那个叫小五的混混，在校门口堵住了他，递给他一张折叠起来的纸条。

纸条上只有几个字，是陈东那笔锋刚硬的字迹：明早七点，火车站。

李怀今的心像被一只手猛地攥紧。他知道，这是最后的告别了。

第二天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李怀今就瞒着父母独自一人去了火车站。三月的钢城，清晨的空气依旧冰冷。老旧的火车站广场上已经聚集了大量提着大包小包、准备南下打工的民工。这里充满了离别的气息，混杂着泡面的味道、廉价香烟的味道和柴油的味道，嘈杂而又伤感。

他在拥挤的候车大厅里找到了陈东。陈东也看到了他，对他招了招手。他身边放着一个破旧的帆布行李包，那是他全部的家当。他穿着一件不合身的、半新不旧的夹克，头发剪得很短，露出了饱满的额头。他看起来比几天前憔悴了很多，下巴上冒出了青色的胡茬，但眼神却异常平静，那种毁天灭地的风暴似乎已经在他身体里平息了。

“我还以为你不会来。”陈东的声音有些干涩。

“……你要去哪？”李怀今问。

“广东，”陈东说，“一个老乡在那边开了个小五金厂，介绍我过去。先干着再说。”

李怀今点点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所有的话语在此刻都显得苍白无力。那个晚上的阴影，依旧横亘在他们之间，让他们无法像从前那样自然地对视。

“那天晚上……”陈东终于还是开口了，他别过头，不敢看李怀今的眼睛，“对不起。”

这三个字，他说得极其艰难，也极其真诚。

李怀今沉默了很久，久到陈东以为他不会再回答。然后，他才轻轻地摇了摇头，低声说：“都过去了。”

这不是原谅，也不是宽恕。这是一种超越了对错的、悲哀的理解。他明白，那天晚上的陈东和他自己一样，都是被那场巨大的、名为“时代”的风暴所裹挟、所伤害的牺牲品。

检票的广播响了起来，人群开始涌动。

“我得走了。”陈东站起身，背起了那个沉重的行李包。

李怀今跟着他，一路送他到检票口。在即将分别的那一刻，陈东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被手心汗水浸得有些濡湿的纸条，塞到了李怀今手里。

“这是我打工那个厂的地址。虽然地方很破，但总算有个落脚的地方。”他看着李怀今，眼神里是前所未有的认真，“李怀今，你跟我不一样。你得好好读书，考出去，别再回来了。”

他顿了顿，又补充了一句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：“如果有一天……你在这边也待不下去了，就来找我。”

说完，他毅然转身，汇入了那片奔赴未知前程的、灰暗的人潮之中。

李怀今没有再跟过去，他只是站在原地，看着陈东的背影消失在站台上。很快，悠长的汽笛声响起，那列承载着无数人希望与绝望的绿皮火车，缓缓开动，带着“哐当哐当”的沉重声响，驶向了遥远的、温暖的南方。

他走了。带着一身的伤痕和疲惫，去为一个破碎的家，挣一个渺茫的未来。

李怀今独自站在空旷的站台上，直到感觉不到火车的震动。他缓缓摊开手心，看着那张被攥得皱巴巴的纸条。上面的地址字迹潦草，还沾着一点油污。

这是陈东留给他的一切。一个承诺，一个坐标，一缕在漫长寒冬里随时可能断掉的、脆弱的线。

他将纸条小心地、郑重地折好，放进了贴身的口袋里。第一部，那场属于少年时代的、短暂而激烈的戏剧，落幕了。而他将独自一人，在这座日渐冰冷的城市里，迎来一个没有陈东的、真正漫长的冬天。